银杏年会议题讨论 | 公益与商业边界-太阳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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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说

大家越来越感受到,互联网、新科技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在迅速发生变化。这个过程中,将有巨大混乱,同时也会有更多的机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和美好。

在银杏年会上,伙伴们讨论了几个与当下中国最相关的议题:时代文化与青年人发展,城乡关系与乡村发展,公益与商业的边界。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不可能由一次讨论得出结论。希望以此为起点,澄清概念,凝聚共识,持续思考与实践。因此,我们将发出系列文章,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本文是润启民间的郭婷对“公益与商业边界”议题讨论的第二篇观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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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与商业边界议题讨论现场

公益的定义是什么?与商业的边界在哪里?为什么要分清楚商业与公益的边界?在欧美公益发达地区,人们一般不太会讨论公益与商业边界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要讨论?在探讨边界的时候,公益自己的领地又在哪里?

如银杏基金会秘书长林红在讨论中所言,在新的社会结构形成的时候,特别需要统一词汇、在此基础上建立相互认可的行为准则,所以辨析公益和商业的边界很重要(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结论是公益和商业必须要泾渭分明)。下文从为什么讨论公益与商业的边界、如何看公益与商业的边界、怎么看近年来公益与商业相关的讨论三个问题出发,整理了部分银杏伙伴、年会嘉宾及业内人士的观点看法。

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公益与商业的边界?

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说,中国公益当前处在三十年未有之变局中。一方面,商业力量进入公益行业,而多数人并不了解公益的发展脉络,且往往认为公益很简单谁都会做,很多人对公益的认知停留在传统慈善层面,公益本身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和认知背景,被淡化、甚至不再提及;另一方面,政府对公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公益工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被窄化为民政部的服务内容。

笔者在年初与数位师友参与“公益通识后厨房”志愿小组讨论时,指出目前国内公益行业有一种“传统慈善—现代慈善(公益)—商业与公益结合”路径上的混乱,当时梁晓燕老师用关于现代性的一句话类比:“如果没有经历现代性的洗礼,后现代就成了前现代的避难所。”具体来说,如果按照慈善的一般发展路径,从“传统慈善”到“现代慈善”再到当前的“公益与商业结合阶段”(这一阶段看起来十分混乱、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词来代称,目前也无法形成共识为其赋名),需要一个从传统救济思路,到重视赋权、重视参与式、重视人本、重视变革等公益价值的实践和思想讨论阶段,再到如今的多方参与、公益与商业结合的过程。而在中国的公益慈善发展路径中,缺乏了中间这一阶段为人们带来的价值内核,面临商业和政府影响的来袭,公益就等于缺乏自己的立身根本,容易混淆和商业与政府的边界,乃至成为政府或商业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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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伙伴、壹起社会研究中心 何满

如银杏伙伴、壹起社会研究中心的何满指出,1995年世妇会后,国际组织进入中国的同时给NGO带来权利意识,那时候公益人工作时讲究“权利”、“平等”。而在汶川、雅安地震后,很多新进入的公益人相对来说没有权利的概念,认为公益只是一种救助。在她看来,公益首先应该强调对人的关注,其次要讲究权利和平等,第三是为受益群体赋权。

何满举例说,当前很多人对“慈善”、“官办慈善”和“公益”的概念混淆不清,也会造成商业和公益之间的模糊扭曲,同时社会没有形成“批判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这些基础的价值观,就无法支撑理解商业和公益的边界。

我们对公益的价值可以有不同理解,但是应当在对话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共识。概而言之,由于历史因素和行业沿革,新进入公益的很多人并不清楚也无从得知中国公益不同于其他国家公益慈善的变化脉络和深层次社会原因,也就无法形成共识和基本的公益价值理念——尽管这是在形成新的、健康的社会结构时所必需的。而银杏年会有关公益和商业边界的讨论,即是发现共识和公益基本价值理念的尝试之一。

如何看待公益的定义和公益与商业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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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伙伴、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 廖瑾

要给公益下定义,需要先辨别清楚公益组织和公益行为。银杏伙伴、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的廖瑾指出,国内商业组织和公益组织的差别主要在于社会影响和利润分配。从社会影响来看,有些商业机构对社会和人类的造福非常大,补充了公益组织体量较小的不足;从利益分配的角度看,很多社会企业作为企业也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创建的。所以从组织形态上来说,是公益组织还是商业组织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社会带来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相对于一个组织是商业还是公益性质,她会更倾向于判断一个行为是属于商业行为,还是公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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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伙伴、商业生态工作室 孙海燕

同样,银杏伙伴、《商业生态》杂志的孙海燕也认为,要定义公益必须先看定义组织还是行为,商业组织也会有公益行为。在她看来,商业行为主要目的是营利,公益行为主要目的是为社会——孙海燕的机构会用商业的方式提供内容以可持续,但也有实现社会影响的诉求,以唤起更多人做出改变。

那么对于具体的公益行为来说,如何定义其属于商业还是公益呢?在《商业生态》杂志内部,商业行为和公益行为有比较清晰的界限。如关于商业的部分,会严格按照商业的规律做事,比如考虑成本;而公益活动,教育传播和内容制作等,评估依据则是影响多少人、效果如何等社会效益。

如果继续追问,如何判断一个公益行为有可能带来社会效益、解决社会问题呢?一些业内人士的相关讨论或许可以给予一些参考。

早在2009年,由高天等人发起的NGO保鲜沙龙邮件组就曾讨论过公益的本质问题,但并无结论。后来顾远、高天、梁晓燕等人在“公益通识后厨房”的讨论中有进一步的辨析,认为公益的本质是解决社会问题,而判断一个问题是不是社会问题可以有三个视角:

第一,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的视角(只能由公益来解决);

第二,福利的视角。指一个人应得而未被满足的权利,比如在英国,每个人应该都有一次休假,而某些人不能实现,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Martha Nussbaum将权利描述为每个人都有权实现的能力——比Amartya Sen所做的定义更广泛,这些能力包括健康、营养、教育和政治自由,但是也包括思考、想象和创意工作);

第三,社会的多元化和有力感。从中国出发,承认多元价值前提下,保护文化、艺术和人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促使社会能够丰富与多样发展,消除相关的障碍也是一个应当解决的社会问题。此外,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也是一种问题,人们的无力感也是一种问题,这类让人们有力的问题该不该由公益来解决?值得进一步辨析。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各种视角下,对于公益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定义是随着人们的发展观而变化的,比如一百年前英国的慈善法中,步枪协会被认知为慈善组织,一百年前动物保护不是公益,而现在是大体上有共识的公益行为。

关于如何判断公益行为,笔者也期待行业进一步的讨论。此外,对于已纷争两年多的公益与商业的讨论,包括“公益市场化之争”,银杏伙伴和年会嘉宾也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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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与商业边界议题讨论成果展示

银杏伙伴怎么看待对公益与商业的讨论

多位银杏伙伴都认为,因为缺乏共识和对话基础,其实所谓的讨论只是在各说各话。如何满认为,在讨论中,“派别很明显,大家各说各话,都有其道理,但其中商业逻辑、社会逻辑包括社会企业的概念不清,商业和公益的界限模糊”。她指出,国内的公益发展与其他地区不一样,香港和台湾都通过福利制度的建设或社会运动推动了社会发展,但国内有经济发展,却没有经历真正的社会发展,撇开这个过程和阶段去谈公益和商业的边界,很难讨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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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伙伴、自然之友总干事 张伯驹

而在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看来,很多争论没有谈到理论和实践层面,争论陷入了只能完整地拥抱一种立场,去否定非同类的价值的状态。廖瑾也同样指出,辩论只是在加固争论各方已有的想法,无法平和、敞开地去沟通不同的价值和想法。

除了讨论本身难以形成对话、难以深入外,多位银杏伙伴和嘉宾也反思了这场公益与商业边界相关讨论带给公益行业的启发。如银杏伙伴廖瑾认为,“以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容易将公益道德化、将商业妖魔化”,现在辨析讨论之后,她个人会将商业放在与公益更平等的角度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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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计划评委、专家 王瑛

这一点,在银杏年会分论坛作为嘉宾发言的王瑛也有点出。在2013年以“公民企业家”(语出《南方人物周刊》)身份亮相的王瑛,其实自2002年即开始在公益组织兼职,从那时到现在,她的生活和工作一直跨公益和商业两界。在她看来,公益圈内里很多人把商业想的邪恶、不干净、不值得信任,好像做商业就不磊落不干净。实际上,她做商业二十多年,见到很多有追求的商人——因为在商业竞争中,不为客户想到家,客户就不会选择你;资源配置不做到最佳,就会被客户抛弃、不能持续——这是商业文明追求效率的本质。王瑛认为,效率是公益可以向商业借鉴的价值之一。

的确,追求效率本身没有错。一直强调公益要有自身价值的何满也指出,公益机构可以使用商业手段作为载体,实现其社会价值,二者不矛盾。她举例说,众筹作为一种商业常用的手段,公益组织怎么使用很关键:一个公益人要众筹的话需要向别人讲清楚为什么筹款,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价值倡导过程;此外筹到款后,要对捐款人有回馈,这个过程也能训练公益人的诚信与负责等基本价值观。

但同时何满也继续强调,公益组织有些工作可以量化,评估、效率这些手段就可以进入衡量指标中;但有些公益工作不追求量,追求的是人的变化,那就需要另外一种评估方式——或者说,在商业中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公益里也可以追求以人的更多元、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评估标准。

从记者跨界到NGO的孙海燕也从管理经验出发表示,追求效率是成熟的商业管理经验,NGO相对商业发展相对较晚,可以在管理方式上向商业学习。但在机构文化方面,商业可以向公益学习使命感、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和理想,比如商业机构虽然讲究协作,但很难志趣相投,要想有长久的战斗力,还需要理想和价值观的融入。

展望公益与商业的讨论,廖瑾认为,由商业跨界而来的资助人需要接受公益教育,公益人需要承担教育资本持有者的责任,不能让公益变成另一种市场牟利手段。公益性还是市场性的讨论应该是在以公益为价值核心的平台上讨论。而在何满看来,公益与商业的讨论,“某种程度上是在寻找一种路径,以推动当下商业和公益边界不清晰的情况下社会发展、福利制度等等的建设——支持的一方是想要通过市场化使公益板块扩大,一些草根组织则要求公益不能离本心”,在我们的实践中,“二者就像两条腿走路,应当并行”。

总之,在商业大举进入公益时,怎么保持公益本来的使命和价值观,又如何借鉴商业追求效率、形成规模影响力的方式,还应当有更多人形成更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转载自:银杏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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